1938年秋天，整个联大总算安顿下来，师生开始新学年的教学和学习，迈入另一阶段的生活境遇中了。那时，学校租借了昆明市郊会馆、不少座中学、专科学校（因避敌机空袭，这些学校疏散到乡下或外县去）的房屋，作为教室、行政办公用屋、师生宿舍等，后来又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土地，造了一个新校舍。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，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，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。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其它租借来的房屋中，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、读书、研究、实验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、民主和科学、坚持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的道路；“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，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”，培养出了一大批“创业之才”（《校史》前言）。也正是那个难忘的秋天，当大家稍稍安定下来的时候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开始袭击昆明了。1938年9月13日，我们初次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；9月20日，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，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。我那时就住在那里一个住了四十多个同学的大教室里，幸亏我们一听到“预先警报”就往外面田野里跑，躲避了。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，被炸了一半；平日中晚两顿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站着吃的。从此以后，敌机时常来骚扰投弹，也因此，“跑警报”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，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“跑警报”这个新名词了。
那时，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，就是“泡茶馆”，因为坐得很久，所以叫“泡”。“泡茶馆”也成为联大师生（尤其是学生）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。那时，学校附近如文林街、凤翥街、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，除喝茶外，还可吃些糕饼、地瓜、花生米、小点心之类的东西。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壶茶，主要是看书、聊天、讨论问题、写东西，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。自由自在，舒畅随意，没有什么拘束；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，争得面红耳赤（当然，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，某个人，某本书，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，争个不休）。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，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“雅座”；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“Cafe cheznous”（咖啡之家）更神气点。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，边喝咖啡，边抽烟，边看书。不过，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，随意吃碗“过桥米线”或者饵块（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，切成一片片的，配上佐料），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。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，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。
我从1937年秋入学到1940夏联大外文系毕业后，立即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事儿，在温德（Robert Winter，原清华外文系教授）先生主持下的“基本英语学会”工作。后又在云南英专教英文（清华校友水天同先生是校长），最后转到岗头村昆明有名的南菁中学教高中一年级英语，直到1941年11月离开昆明上重庆去。所以，我与西南联大有整三年可喜的缘分；我在昆明待了四年多。如今回忆起来，当年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，仿佛这会儿就呈现在身边似的。根据我的亲身体会感受，或者一些理解——可说不上有什么深刻认识、特别研究——我觉得西南联大的优点长处，也许就用“西南联大精神”这六个字眼吧，可以用下面四句话，三十二个字概括起来，这就是：一，爱国救亡，抗战必胜；二，师生情谊，教学相长；三，民主思想，自由探索；四，中华情结，世界胸怀。关于第一点“爱国救亡，抗战必胜”，不必多说，大家都是清楚、了解的，在这里，我只是想就二，三、四这三点，这三个方面集中结合起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。重心放在第二点上，因为这是我感受最亲切，得益最深的。
任何学校，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，主要的成员是教师和学生；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。教师领导学校，担任教学，教育学生，培植人才；教师的职责可以不一样，但目标一致，就是办好学校。西南联大继续坚持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“教授治校”的优良传统，并且在新的条件下，发展了这个传统。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、教授会、教务长、总务长、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、各研究所长等，都由教授担任。还有个特点，就是教授兼职（总务长、教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等）并不增加薪水，照样参加教学工作，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。彼此之间是同事，不分什么上下级；他们更不是官，没有官僚味儿。从同学方面说来，他们都是老师，平时一律称为“先生”，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，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、闻先生、吴先生、叶先生、沈先生……。1931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：“所谓大学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后来他又说过：“教授是学校的主体，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。”这两句名言（也可称为警句）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然得到贯彻。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电机、机械学的专家，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、科学家，杰出的教育家，联大主要的领导人。梅先生的人品、学养、办事能力、待人接物无不踏实诚挚、谦和沉着、富于责任心，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。生活又是那么朴素，在昆明经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。1962年梅先生逝世后，叶公超先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文章，称梅先生为“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”；叶先生说：“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，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。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，好象生来就不重视‘我’，而把他对朋友，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，作为他的一切。……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。处在中国的社会，他不说假话，不说虚伪的话，不恭维人，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。”
上文提到的梅先生说过一个大学不是靠大楼，而是靠大师，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，过去如此，现在也应该如此，欧美等国也是这样（1953至1957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任客座教授时，对此点有所了解。该校拥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，不少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）。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要大楼（在今天很需要许多座现代比的高楼大厦），而是说学校主要是师资力量，必须有好教授，尤其是各专业的大师。西南联大有许多大师，文理工科都有，这只要翻翻《校史）中的“院系史”部分就可以明白了。当年那些大师的年龄还只是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，正处在壮年时期，而他们在科学、文化研究各方面已取得了成就，作出闪亮的贡献了。此外，还有一批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，这也是一份高强的力量。依我的感受来说，最可喜最可贵的是当时一般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、亲挚、密切、和谐的关系；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，认真的教学相长的学风应该大书特书，值得我们今天深思，好好学习的。联大实行“通才教育”，即“自由教育”，强调基础教育和锻炼，十分重视基础课程，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（比如说，中国文学史、西洋通史等），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。必修课外，开了许多选修课，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、三个教师担任，各讲各的，各有其特色，这就有“唱对台戏”的味儿，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。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，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，主要讲自己的专长、研究心得。平时师生在课堂上见面外，随时可以随意谈天，讨论问题，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某个学术观点争吵起来。
我清楚记得，1939年秋，有一天上午，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，忽然有七、八个人推门进来，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，我认得是涂贤修和钟开莱。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，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（徐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）。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，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，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，他边写边喊，说：“你们看，是不是这样？……”我看见徐贤修（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，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）站起来大叫：“你错了！听我的！……”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。跟着，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：“诸位，这不行，不是这样的！……”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，我看着挺有趣，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，最后，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，我听见华先生说：“快十二点了，走，饿了，先去吃点东西吧，一块儿，我请客！……”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。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记在心。
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（我跟他较熟悉）书念得很好，真有个哲学头脑，常常异想天开，也会写很不错的旧体诗。他戴副高度近视眼镜，背有点驼。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沈有鼎教授（数理逻辑专家）泡茶馆，一泡泡半天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，有时候也辩论起来，各不罢休。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“信口开河”里捡到的，1940年我毕业后，就没有再看见他。后来听说“文革”中，他被下放劳动，一天晚上摸黑走路，不幸掉在池塘里淹死了。
（摘自《新文学史料》2000年第2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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